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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随记）之九、十

作者：中国工业摄影协会副主席刘宇3月4日，李舸在火神山医院ICU采访拍摄。徐迅摄那天恰好我和李舸同时回到驻地，就约他一起聊聊，他答应整理完照片找我。等他敲我门的时候，已近半夜12点。本想每人写个三、五百字，结果李舸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索性单独成篇吧。3月9日晚11时许，武昌方舱医院休舱前最后一夜，医护人员在巡夜时与睡不着的患者依依惜别。咱俩是几十年的战友和兄弟了，我们都经历过国家发生的大喜、大悲、大事件。2

李舸：我每天都流泪

作者：中国工业摄影协会副主席刘宇

3月4日，李舸在火神山医院ICU采访拍摄。徐迅摄

中国摄协小分队刚到武汉的时候，协会网站编辑就曾让我写写这里的工作情况。之所以一直没有动笔，是觉得初来乍到，还是不要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到我们身上。一晃来武汉已经20天，就想请团队的成员各自谈谈感受。

那天恰好我和李舸同时回到驻地，就约他一起聊聊，他答应整理完照片找我。等他敲我门的时候，已近半夜12点。本想每人写个三、五百字，结果李舸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索性单独成篇吧。

（文中配图除署名外均为李舸拍摄）

3月9日晚11时许，武昌方舱医院休舱前最后一夜，医护人员在巡夜时与睡不着的患者依依惜别。

刘（刘宇）：作为多年的朋友，我今天就想听听你的心里话，你为什么来武汉？

李（李舸）：疫情暴发以来，人民日报在武汉始终设有前方报道组，春节期间就派了一个年轻摄影记者，孤军奋战一个多月了，也需要补充摄影力量。作为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无论从报社整体部署，还是我个人，都必须来。其实我1月底就向社领导请战了，早准备好随时出发。网上有人说，摄协主席去武汉是作秀，这是对我不了解。

咱俩是几十年的战友和兄弟了，我们都经历过国家发生的大喜、大悲、大事件。2003年非典期间，我就主动请缨进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重症病房待了十几天，你作为新华社记者也有在海外战地采访的经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我们必须冲。

武汉汉口封闭的居民小区

刘：当初你打电话来，我也有点诧异，到摄协工作以后，觉得不会再有机会上一线了。估计有些人也会质疑，媒体人冲到前面可以理解，你们摄协是搞艺术创作的，这时候去是不是添乱啊？

李：实际上中国摄协小分队的成员都是媒体人，同样有记录重大事件的责任。而且我还受领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对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指示精神，在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宣传组的统筹安排下，承担为支援湖北医疗队的4万多名医务人员拍摄肖像的任务。因此，我就把两个任务合并了。

曾经十分热闹的武汉吉庆街，如今只在虚幻中。

刘：我们的拍摄分别在医院和驻地进行，有人担心，让医护人员摘下口罩，会不会增加他们感染的风险？

李：我们拍摄遵循两条基本底线：一、绝不能影响正常的救治和诊疗；二、绝不能影响医护人员的安全和休息。这两条我们都做到了。在医院拍摄，我们选的时间窗口，都是医护人员交完班，进入清洁区休息空间那么一个小的空当。我计算了一下，每个人拍摄只有一分多钟，真正摘下口罩的时间只有几秒钟。有时拍摄位置就在他们吃饭的桌边，吃饭总得摘下口罩吧。有时拍摄点边上就是淋浴间，墙上贴着“扔口罩”的字样。他在进淋浴间之前，会把口罩扔到垃圾桶里，就在他们换新口罩的时候，我们给他拍几张。所以我们一直严格遵循医院防护的原则和流程。是否接受拍摄，也完全尊重医护人员个人的意愿。

李舸在医院清洁区淋浴间旁拍摄肖像。曹旭摄

刘：我也有体会，医护人员对咱们还是非常欢迎的。在拍摄时，我们也尽可能营造相对轻松的氛围，希望他们能够在救治患者之余，稍微纾解一下紧张的情绪。有不少医护人员加了我们的微信，希望早一点看到照片。

李：拍的这些资料不仅要交给国家有关机构、各个省的医疗队，我们也会精心编辑好，送给每一位医护人员。

刚刚下班的护士清洗后准备回驻地，而保洁员在等待上岗。

刘：咱们还为医疗队员录了一些小视频，就问一句话：您最想对谁说什么或最想做什么。

李：医护人员之所以能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手机面前说发自肺腑的话，因为他们充分信任、认可咱们，把咱们当做他们的朋友、家人。

今天遇到福建医生杜厚伟，是那种很刚硬的汉子。他从病房出来，看到我们正给护士拍摄，觉得那是女孩子喜欢的，嘴里嘟囔着，不屑一顾地直接去洗澡了。等他出来，看我们还在等，就说那我也录一下吧。结果他刚说到：“疫情结束之后，我要好好孝敬父母……”突然失声痛哭，后来哭到不能自已，实在录不下去了。他蹲在垃圾桶边上仍然泣不成声。最后站起身摆着手说：“对不起！”，自己缓缓走向通道拐弯处。

我不认为我们是在拍摄，而是以相机为媒介，与医护人员交心，这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释放情绪的理由和机会，大家面对面就是兄弟姐妹。很多医护人员说，来武汉已经一个多月了，这种交流和释放是他们从没遇到的，也是最需要的。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和相机、手机已经不再是陌生人和冰冷的设备，而就是他们的父母、爱人、孩子。他们说，有些话平常在家可能不会对亲人说。那天我碰见一位心理卫生科的医生，她就说，你们这种拍摄的方式，真的是非常好的心理治疗。

我觉得，如果有人对咱们有误解，那怪我们自己。也许我们没有把真实的工作状态和跟医护人员的情感交流充分传播出来。我们做得不到位，是因为还在记录中。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医生杜厚伟。

刘：当医护人员真情流露时，我看到你的手也在颤抖。其实我们每个摄影师在工作的时候，眼睛经常是湿润的。

李：每天我都要跟着流泪好几次。像你我都经历过大灾大难，也是见过一些生死的人。虽然表面上都不是那种硬汉，但自己觉得内心还是足够坚毅，可这次咱们为什么变得这样脆弱和柔软？因为我们跟他们真正心贴心了。

一位女青年手里拎着透视胸片穿过武汉的马路。

刘：我在拍摄西安交大二院护士的时候，请她们给我提供一些家人的信。当我看到那些信的时候，泪流满面，到一边缓了半天，才能继续工作。其实也没什么豪言壮语，恰恰是她七岁的儿子说：“我在家不欺负弟弟，处处让着弟弟……”之类的话特别打动人。所以，什么是好照片，我觉得没有标准。在特殊时期，一张照片也许对旁人没有意义，但对他及亲人就是最好的纪念。

李：这些天我都睡不好觉，内心一直翻腾。我在想：怎么理解摄影？相机、手机，或者所谓的摄影技术技巧、方式方法，都只是手段，我们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拍摄而拍摄、更不能为了出所谓的作品而拍摄。可能有人说你们没出好照片，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厘清什么是好照片，对不对？

还有，作为一个记者、一个摄影人，你是不是要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举着手机拿着相机去对着人家拍？还是要谦和、平静的，完全以一种亲人般视角跟人家交流。这还不仅是这次抗击疫情的事，今后任何场合，我们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

从3月3日开始，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进行大规模消杀

刘：那天在医疗队驻地拍到天黑，光线不行了。陈黎明在我们这个团队里是最年轻的，他主拍，你、我还有柴总在旁边给他打灯补光。护士们叫师傅长、师傅短的，咱们也挺知足。那些医疗队员绝不会想到，摄影助理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

李：其实叫什么，真是无所谓，把咱们看成灯架子都行。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什么？我们接触的大量医护人员都是90后。我就想，平时在北京，我们坐公交、进饭馆、逛超市，与你擦肩而过的时尚小姑娘、小伙子，你不一定会留意他们。但恰恰是这批孩子，在国家遇到这样突发紧急状况的时候，有人冲上来了，而且很多是主动请缨。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也许再过多少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每天为了生活而奔波，也许还有各种烦恼和不顺，但在孩子们内心一定永远留存着那么一抹亮色，因为他们曾经在特殊时期，为国家为社会做过有担当的事。

李舸、刘宇、柴选、陈黎明为医护人员拍摄。湖北卫视供图

刘：很多摄影圈的朋友希望我们能拍出大片什么的。我说，咱们给医护人员拍肖像这事儿已经够大的了。但是作为媒体人，我们确实有记录当下、为历史留真的责任。

李：对的，所谓参赛、获奖，我们不是为这个来的。开始那几天，咱们在医院里都超过10个小时。连医护人员都说：“我们每4个小时就换班了，你们呆这么长时间，太危险了。”除了拍肖像，我还要完成人民日报的报道，每天发一个专题，就是把所经历到的这些故事，转化成新闻，而且这些新闻线索恰恰都是在拍摄肖像的时候，医护人员有意无意中提供的。比如他们经常会说，特别惦记某某床的患者，所以我就做了一个专题：《你是我最牵挂的人》。

福建省立医院妇产科主管护师徐健

刘：人们总觉得，每遇重大事件，应该出一两张经典照片。我觉得一图胜千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来武汉不是为了追求那一张经典照片来的，对不对？我们就是希望眼睛看到的、用心感受到的这些东西，通过一张肖像、一段视频，一个故事传播给受众，如此而已。也许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但当把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现在或者以后，人们就有可能相对全面地看到武汉在这个特殊时期发生了什么。至于什么照片可以成为经典，不是咱们考虑的。

李：那是后人的评价，跟我们无关。就像你说的，如果赋予一种太强的功利色彩，根本做不好，而且会把摄影的名声搞得很差。我觉得至少咱们这个小团队，做到了问心无愧

经过与病魔抗击24天后，周女士终于第一次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走出病房。她缓缓的举起拳头隔着玻璃向休息区的医护人员致敬，并给自己加油。

刘：这次中国摄协小分队，特别是你，除了当摄影记者或者“照相师傅”，还承担了组织协调工作。不是咱们5个人在战斗，还有近50人在做这件事。

李：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因为有人质疑，你们把摄影爱好者都给弄到武汉来，湖北那么多摄影师，他们不能拍吗？摄影人都躲在家里头，才是最好地响应国家的号召。可能有些人不了解情况。第一，中国摄协能调动的只有我们这5个人，而且我只算半个人，因为是人民日报派我来的，而且都是自愿申请的。目前将近50人的团队是怎么来的呢？比如湖北和河南的摄影志愿者，是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宣传组直接跟当地的省委宣传部、省文联联系，招募来的。另外一批人是已经在武汉的来自各个媒体的摄影记者，这个占了多数。剩下还有医疗队里的宣传干事，或者正在休整的医护人员中喜欢摄影的，也主动申请帮我们干。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进红区之前相互检查防护情况。

刘：刚来那天，听说要把三、四万医护人员全覆盖，我就晕了。到今天，你觉得能完成吗？

李：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拍了超过两万人。我们首先要覆盖武汉市，现在有3万多一点。我们不能出武汉，其他地市的已经交给那些随队的宣传干事和省报的记者。我觉得百分之九十以上应该是可以的，争取全覆盖。

支援武汉医疗队驻地外的消杀帐篷。

刘：我最近也接到各地摄影朋友的微信，想参与这个工作。对他们你有什么话说？

李：首先表示衷心感谢。其次，武汉有武汉的纪律，目前是不可能的。刚才我说了，我们摄协没有能力把武汉以外的摄影师调过来，我更没这个本事，也没这个权利。我们能做到的，是把更多在武汉参与报道的摄影记者和宣传干部调动起来。

（2020年3月10日）

武汉，世界欠你们的

作者：中国工业摄影协会副主席刘宇

49986，2430，这是截至今天武汉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的数字，冰冷的数字背后是多少个家庭的担惊受怕、忧心如焚、生离死别。今天武汉新增确诊病例是8，今天也是武汉封城的第50天。尽管疫情仍在世界蔓延，但近千万武汉人以及滞留武汉外地人的硬扛，最大限度地把病毒闷在了武汉。千千万万无辜的普通百姓别无选择，但如果没有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后果更加难以想象。

3月10日，最后49名患者从武汉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出舱。至此武汉所有方舱医院休舱。刘宇摄

刚来武汉时，我的公号曾讲过一个租车行小伙子的故事。当他得知我们是来给医疗队医护人员拍照的，就说了一句话，这么多人来救武汉，我不收你们的钱了。然后让我们把车开走了。后来，他在微信里给我转了一个帖子，里面提到“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这样评价：‘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的贡献，世界欠你们的。当这场疫情过去，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这段话让翻译小姐姐几度哽咽”。

武汉小东门立交桥。刘宇摄

被当作瘟疫一样躲避的武汉人感恩帮助他们的人。其实我们更应该感恩武汉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太难了“成了流行语。太难了！武汉人才真是太难了。

志愿者在社区门口执勤。刘宇摄

封城，史无前例。事实上，不仅仅是把进出武汉的通道封了，而是无数堵隔离墙把每一个社区都封了。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啊，当绝大多数居民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解决以后，一些特殊困难如果不是亲身遇到，外人很难想象。哪怕做100个预案，也无法细到每一个个体，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就是横在面前的一座山。

江岸区一家药店在隔离墙上打开一个洞，为居民卖药。刘宇摄

武汉老旧小区多，很多家庭做饭还在用罐装液化气。刚到武汉我就发现在北京很少见到的现象，电动车后面驮着五、六个液化气罐，穿行在大街小巷。那天在江岸区兰陵村小区门口，我看到送气罐的师傅正在和门口的志愿者交涉。原来小区规定外来电动车不允许进小区。师傅只能扛起30公斤的罐子，一趟趟爬楼梯。没有这些可敬的师傅，一些家庭就可能开不了火。

师傅为兰陵村小区居民搬运天然气罐。刘宇摄

汉口中山路两旁手机店众多，但基本都大门紧闭，只有西门子银行旧址旁的一家小店还开着，铁栅栏门里身穿防护服、戴着志愿者袖标的技师看到我挂着相机，赶忙解释，他是为医疗队服务的，只是偶尔帮居民解决一下困难。这种情况，我遇到好多次，估计担心我们是暗访人员吧。那天我到一家开着门缝的小店买点生活必需品，东西已经快递到手上，老板见到了相机，说什么也不卖了。门外中年男人告诉我，他的手机坏了，无法与家人联系。家住汉阳，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这家小店。手机换屏要400元，他用手机扫了300，又掏出100现金。

中山路上一家手机店为居民修理手机。刘宇摄

一些特殊群体所遇到的难处，正常人无法体会。在一元街附近，我看到一个小伙子围着隔离墙转悠了半天，最后站在电动车上，向墙里张望，估计是找什么人吧。我和他打招呼，他对我比手势，才发现是个聋哑人。健全人打个电话或者吆喝几声就能解决的事，对他来说却成了难题。

一个聋哑人从隔离墙外向小区里张望。刘宇摄

对于老人们来说，日子就更加艰难。武汉大量的医疗资源被用在救治新冠肺炎患者，但这不意味着其它病就不会找上门来。在武汉市中医医院门口，遇到一位男子正给老母亲身上喷洒酒精。老人90岁了，因肠胃病来医院。武汉的公共交通都停了，他们只能等待社区派车接送。

一名男子给看病的老母亲喷酒精。刘宇摄

一次在街上，四、五辆救火车呼啸而过。我们跳上自己的车，跟着来到一个老小区，好在火情并不严重。这片巷子非常狭窄，一边房子伸出去的晾衣杆，几乎能够到另一边的窗子，加上通道被堵死，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一位老人听到救火车鸣笛，担心受到波及，不知怎么从隔离墙里翻了出来。我们看到他时，正试图踩在墙外的电动车上爬回去，试了几次只能作罢。我们和他聊了几句，他说当年因为做好事，腿断了。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说，家里没钱用了，但是银行已经两个月没开门。我掏出身上仅有的一百元现金，老人说什么也不要，一瘸一拐地走了。

一个老人试图翻过隔离墙。刘宇摄

还有很多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原来在这里工作的人还有固定的居所，那些临时来办事、旅游的外地人，住宿、吃饭都成了难题。有关方面已经在尽力帮助他们，设立安置点，提供生活补助。但要全覆盖难之又难。今天为陕西第四批医疗队拍完肖像。我又转到吉庆街口“大排档”群像旁。这个地方我来了不下5次，因为这个群像让我想起了那场著名的“百家宴”。恰好，又遇到50岁的老朱在这里唱歌。昨天，我去给偶然碰到的两个志愿者送防护衣，远远传来的歌声，让我误以为是广播里放出来的。就循声在附近的广场上找到“歌手”。他告诉我，他是襄阳人，现在和一个流浪汉和打工的住在一起。他从小喜欢唱歌，手机里存的几百首歌都会唱，还会豫剧、黄梅戏、越剧。但他一次也没有去过歌厅，只喜欢在街头唱。说起很多人与他合影，老朱满脸自豪。现在街上再也没有人听他唱歌了。不过，通过他随身携带的小扩音器，歌声在寂静广场上空飘荡，好像整个城市都能听到，让人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